国家发改委酝酿的降价，所指向的降价药品全部是医保目录品种，其中包括１６种最常用的抗生素，遴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在６０％以上，个别品种的降幅甚至将达到９３％。据了解，这第１７次降价将是历次药品价格调整以来，降幅最大的一次。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老百姓对于这次“药品大降价”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期待。在北京安贞医院，一位正在排队挂号的患者告诉记者：“没什么感觉，这几年药品降价的消息多了，但看病越来越贵！”

　　卫生部今年三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２００３年达到了１０８．２元，比１９９８年增长了５７．５％，而每次住院费用达到了３９１０．７元，上涨了７６．１％。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此，我国约有４８．９％的居民选择有病不就医，２９．６％应住院而不住院。治疗一次感冒用药动辄上百元，甚至上千元，让不少人看不起病。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于药品降价，国家上有政策，企业却下有对策。

　　谜底之一药品变脸

　　政府前１６次大幅降低药品最高零售价，为的是压缩流通当中的虚高价格，但是在目前医院掌控市场主动权的情况下，医院不会自动放弃利润，压缩的药价必然向上游延伸，最终，降价的板子打在了生产企业的身上。药企既不能与政府讨价还价，也不敢得罪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医院、药店，于是，企业们就想出了给药品变脸的“高招”。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姜女士告诉记者，以前她常用治胃病药西米替丁，每瓶１００片仅４元，用了一年多。但是去年年底，药厂改变药品包装后，改名为“泰胃美”，虽然成分无任何变化，但每盒２０片售价升至４２元，价格比以往增长了５０倍。刘女士想买原来包装的同厂药却被厂家告知停产了。

　　北京市某医院副主任医师向记者透露，现在不少药厂都在玩这样的“变脸”把戏，比如一种维生素Ｂ１２类药物腺钳钴胺片，原来１瓶只卖１元多钱（１００片／瓶），但换个名称和包装叫“弭可宝”就变成了每盒４０元（３０片／盒）；又如将红霉素改名为“抗生红霉素”，将黄连素改为“盐酸小檗碱片”，将２０粒装改为１０粒装，改单一成分为复方产品等等，手法不一而足。治疗头痛感冒的阿司匹林，原来的价格为每１０片０．３元，更名为“巴米尔”后，价格变为每１０片６．３元，价格翻了２０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是企业在认定降价药品无利可图时最常用的方法。

　　据报道，广州市医药工业研究所是华南最大的医药研发机构，该所每年所接的业务，有一半以上是一些药企委托更改药品剂型的（如将片剂改成胶囊等）。而某医院管理专家则介绍说，２００４年，国家药品批文中更改剂型、规格的高达１万多个，出现了一种“井喷”现象，一些制药企业在原材料、能源上涨的压力下，开始追求“短、平、快”的投资，频繁改变规格、剂型，出现“新药不新”的现象。而按照有关规定，每增加一个剂型、规格可以补充申请一个批准文号，而在药品招标中，如果别的企业没有这种规格、剂型，就可以变成“独家品种”，还可以申请单独议价。

　　谜底之二针对降价药物，药厂停止供货、停产转产

　　某医药流通企业医药代表郭先生介绍说，对于药品降价，有些厂家会用暂停供货来避免损失。最典型的就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原国家计委实施第１１次药品降价后，中美施贵宝及强生中国公司在除上海以外的地区停止供货的例子。当时中美施贵宝的百服宁从７．９元降至１．８元，强生的泰诺林从９．６元降到１．８元，生产厂家认为这种价格甚至低于成本，随即撤货，并要求监管部门单独定价。据了解，这两种药品从未执行过１．８元的价格。这一情景也在前不久北京市发改委根据差比价规则对某些药价进行调整时重现，记者在海淀区花园路附近的多家药店均被告知被调整了价格的阿莫西林颗粒断货。

　　另外，有的厂家认为无利可图不愿再做，忍痛停产，转而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产品，这也是许多廉价药品逐渐绝迹的原因。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在城里的大医院见到曾经热销的青霉素的身影了。经过国家发改委数次调价，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如今大约仅有０．７元，利润极低，药厂或转产，或将市场转移至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而医生只得用与之疗效接近的头孢曲松类价格较高的药物代替。

　　业内专家认为，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是制剂企业积极应对药价下跌的另一主要手段，实际上哈药、丽珠等制剂企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降价的，这需要企业有强大的研发和市场能力做支撑，一旦产品衔接不上，就有可能出现业绩下滑。而目前抗生素的不断平民化已经迫使许多企业把目光放到了第四代头孢上，而不断升级的抗生素的应用，未必就是患者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