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服务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违法的，警察都逮，除了北欧几个国家外。在色情服务购销两旺的日本，我问起官员和学者，他们都说日本没有色情服务业，因为是违法的。但是东京新宿的街上，俱乐部、夜总会密密麻麻鳞次栉比，都是色情场所。理论上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色情业，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对此，地球人都知道。在咱们国也如此。而且咱们的警察打击色情服务的力度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大。但是过去的鸵鸟政策，对色情服务的打击采取“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的办法，使得高危人群更加高危。现在，中国也开始在高危场所提供安全套，而且在色情服务的“地下工作者”中间提倡用安全套，这是务实思路的体现。

这当然还得过道德关。给高危人群提供安全套，岂不是承认他们的违法行为？未必。该打击还得打击，但是也得同时避免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蔓延。有统计说，如果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到2000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社会财富全得给他们治病。咱们纳税人愿意把税金都给艾滋病人买药吗？那时候将没钱修路，没钱建桥，没钱安路灯，没钱办学校，甚至没钱养军队。这个后果真不可想像。发放安全套和这种决堤似的严重后果相比，怎么做更道德呢？咱们中国人口基数大，最擅长的就是造人运动，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感染者2000万的数，稍稍放松就够。这可是最可怕的达摩克利斯剑，就悬咱们国头上。

照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是咱们老祖宗发明的，鸵鸟政策是西洋人发明的。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论，西洋人用得反而比咱们好。咱们倒是深受鸵鸟政策之害。毒品泛滥就是明证。过去咱们曾经对毒品案采取不宣传不公开的政策，以为这样毒品就可以不泛滥。结果是泛滥了，而且很难收拾。之后才开始宣传禁毒，宣传远离毒品。可此时，代价就大多了。有多少纳税人的税金得拿去建戒毒所？有多少警察原本可以在街上拿贼的，现在要到戒毒所强制吸毒者戒毒。

卖淫的嫖娼的当然应该被谴责，当然都不是什么好鸟。但是如果纳税人的税金都得伺候他们去了，咱们就会后悔：当初还不如“两害相权取其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