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之前的几年中，所有死亡的3/4与癌症有关，至少在发达国家如此。虽然60年代和70年代某些肿瘤治愈率的改善主要是由于技术因素（外科技术、高能放疗设备、凭经验发现一些新药品如顺铂等），但下一项的主要进展将可能来自生物革命，其中乳腺癌BRCA1和CRCA2基因的发现仅仅是开始。

　　在未来几十年中，以分子遗传学为基础的个体癌危险评估的有效性将提供更个体化的预防措施：当人们面临个人的危险评估与以人群为基础的危险评估相对立时，生活方式的改变比较容易实现。

　　事实上，生活方式的改变仅能预防某些肿瘤的发生，而目前不可能预测化学预防药物何时能成为可有药物。同时，分子遗传学更进一步的澄清以及新肿瘤标记物的出现等最直接的结果仅可能使危险状态下个体的忧虑增加，此类发展将最终导致治愈率的必善，但也可能使原发肿瘤定位不明的病例数大大增加。虽然要知道这些病人以后能否使用现有的细胞毒化学疗法治疗是很困难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现实主义的乐观态度是正确的，即使不清楚基因治疗在未来是否能是药物发展的新的黄金时代。

　　经典的药物筛选将逐渐被子抛弃，并将被合理设计以干扰特殊目标的小分子取代，这些特殊目标涉及信号转导、转录控制、有丝分裂的细胞凋亡、血管生成和转移发生。现在许多将成为合理的药物设计基础的相关基因已经被分离出来。虽然BcrAb1酪氨酸激酶抑制剂ST1571在治疗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结果，但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证明该结果将是第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实例。在患有CML时，第9和第22条染色体的平衡易位造成融合蛋白Bcr—Ab1活性酪氨酸激酶的一种组成。目前还不能肯定这类“更聪明”的药物是否将部或完全地区性取代传统的细胞毒药物。作者认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将会发生各种药理学方法的联合应用。例如细胞毒药物可能仍被用于肿瘤抑制，或者某些新药可能被用于对细胞毒药物有耐药性的肿瘤治疗。

　　预计到2020年每年可有2千万个新癌症病例，其中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十分贫穷，无力支付蛋白酶抑制剂和艾滋病的三重治疗费用，这种情况可能很快便会在癌症和其他变性疾病中重新发生。考虑到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的状况，可以确信这个总是将与人类一起走向可预知的未来。